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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必由之路》(三)“伟大跨越”解说词

《必由之路》(三)“伟大跨越”解说词

  《药神》重拾批判的武器,证明了它的社会价值,同时也证明了电影并不注定只是几十平方米的放映厅内的玩物,有些人该醒醒了。

作者:本刊记者 李少威 来源:南风窗 日期:2018-08-20   “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。”  看完《我不是药神》(以下简称《药神》),脑海里自然浮起这句话,来自马克思的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。  很久没有出现过如此有力量的中国电影了。故事所揭示的国际资本对人的最基本权利—生存权的压制,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“异化”事实,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赞叹。  《药神》把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推上了一个高峰,但它又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。  因为它并不完全客观、冷静、理性。它在电影院里赚走的每一滴泪珠,都反射着鲜明的道德立场;它给予观众的每一记心灵重击,都让回归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野心昭然若揭。?  “人鬼两难”  在《药神》里,大部分角色都同时是自己的对立面。  主人公程勇,从牟利开始,以良心收尾,在市侩和仁义之间转化,在助人者和违法者之间摇摆。  诺瓦公司,原本是功德无量的救命药的研发者与生产者,却在垄断利润的驱使下成为合理合法的生命分配者—按金钱分配。  张长林,是一个唯利是图、谋财害命的假药贩子,但在最后一刻,面对警方审讯时,他又以“嚣张”的表现直面了自己的良知。  印度仿制药企业主,在国际社会一直是声名狼藉的“专利流氓”,以受本国法律支持的侵犯(不承认)国际制药巨头的专利权、仿制其产品的行为来获利,但他们在电影里又不无真情地充当了源头上的“救世主”。  警察曹斌,徘徊于法与情的峡谷,在职责与良知之间,最终选择了后者。  公安局长,作为一个绝对忠实于法律的执法者,同样展现了努力压抑个人情感、克制价值判断的一面。  唯有患者,这些如果失去仿制药就会连生命在内一无所有的人,才是立场一致、绝无摇摆的大资本反抗者。唯有他们,才具备真正的“彻底性”。  因此,电影里完全通体透明的“人性担当”,是患者黄毛—一个来自贵州凯里的沉默寡言的杀马特少年。每一个让人“飙泪”的镜头,都是对准患者的:吕受益的妻子抢过杯子喝下了一大杯白酒、黄毛为了掩护程勇而驱车成仁、夹道的白血病患者对着囚车摘下口罩……  可以说,除了患者,其余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分裂的矛盾体。每个人都从本性的面,走向了相反的面。  此时,一个陈旧的哲学名词跳到了眼前—异化。“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,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,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。”  无论多么深刻的电影,其意义都要在电影之外去探寻。电影驱使着观众思考:是什么让人异化,造成了这种“人鬼两难”的局面?  电影从一开头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。大群绝望的患者高举着“天价药”、“无良企业”的手写标语包围了“诺瓦”公司,要求“格列宁”降价,当盛气凌人的高管作了一番“不说人话”的表演之后,患者们扔出了一堆粪便。他们说:“命都没了,我们还怕你报警?”  马克思说:“货币的魔力起到了颠倒黑白的作用。”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确感知的、《药神》所具有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。  19世纪,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客观、冷静地反映现实世界,就像给现实拍照片。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以及继承者,批判现实主义说,这还不够,我们要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。  人道主义,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立场。    有苦衷的恶  《药神》不是在给现实照相,至少不是拍一张全景照。它所呈现的外表文明而内在狰狞的制药巨头形象,只是它们的一个片面。  生产“格列宁”的“诺瓦”,喻指现实中生产格列卫的瑞士诺华公司,如果仅仅把它所代表的一众制药巨头完全视作恶的源头,显然是有失公允的。  格列卫的确是一种神药。  它的出现,是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能用口服药的方式,几乎百分之百有效地对抗某种癌症。它没有耐药性,不论狡诈的“慢粒白血病”癌细胞如何变异,也逃不过格列卫的追杀。如果稳定使用格列卫,“慢粒白血病”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从30%左右提高到90%,这已经与正常人群水平相当。格列卫救活了无数的人,这也是事实的一部分,如果专门就格列卫的诞生和应用去拍一部电影,人性光辉一样激动人心,其中的科学工作者一样值得我们深深致敬。  但我们不能苛求《药神》,毕竟电影永远是诉诸情感和形象的艺术形式,而且一个局部的真实,也是真实。  如果要在电影之外作真正有意义的反思,那就不能忽视另一部分事实,因为那是逻辑前提之一,唯有前提正确,结论才能正确。创新药造福人类但同时又和社会发生无解的冲突,其要害正在于“创新”二字—必须有高回报来鼓励高投入,否则它就不会出现。  20年的专利保护期,就是制药巨头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的关键窗口期。在这个窗口期内,它们处于绝对垄断地位,就会向市场要求一个垄断价格。电影里的“格列宁”,一瓶用一个月,需要4万元,现实中的格列卫,大概需要2.3万元。价格是一种分配机制。这就意味着,在专利保护期限内,大部分患者会处于“有救治之方仍必须等死”的处境。因为这一极端的伦理困境,药物就从一个科学问题突变成一个社会问题。  生命和财富直接挂上了钩,药企在这段时间里事实上扮演了一个“客观的死神”的角色,它无意决定人的生死,但分配机制“决定了生死由它决定”。  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,停止循环,它就自我终结了。所以片中唯一让人深恶痛绝的角色—假药贩子张长林,说了一句直指内核的台词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病,穷病。”这里面涉及的伦理深度,相当于把空气和水变成富人独享的奢侈品。  我们都知道,“反乌托邦”是一个现代的西方传统,在电影这样的文艺领域也不例外。《时间规划局》是一部以科技和未来为背景的反乌托邦电影,在那个故事背景下,每个人剩余的生命表现为一块倒计时的腕表,人们必须努力挣钱,去给它充值,如果“断供”,数字显示为“000”的时候,人就倒下了。  “生命=货币”,何其冷酷,当我们打量格列卫的合法垄断时,就会对应上这部电影,发现它不是无端玄想,而是活生生的现实。无奈的恶,也是恶;合理合法的恶,还是恶;初衷为善的恶,仍是恶。这种基于理性能够理解但出于人性又难以同情的恶,向真实世界延伸,在链条上一级一级传导,涉及的每一个人都会疯狂。  试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去让生死立判的患者“保持理智”,这不人道。  所以《药神》不能现实主义,它必须选择有确定立场的单一视角,否则就会变成一个“谁都没有错”的故事,那属于纪录片的功能。?  批判什么?  文艺作品的良心在于站在正义一方,但有时,正义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你无法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和谁站在一起。  所以,这个时候,直觉就会让我们站在弱势者一方。  不过同时也要明确一个原则:弱势的一方不必代表美德。英国学者特里·伊格尔顿就指出,马克思主义把目光聚集到工人阶级身上,并不是因为它看到劳动者身上具有某种灿烂的美德—“盗贼和银行家也在辛苦打拼。”  所以此时的批判,要么片面,要么深入本质。电影选择了片面,而我们的延伸思考则要深入本质。  数量巨大的“慢粒白血病”患者,身份各自不同,患病前所处的阶层地位千差万别,人生信条和价值准则不但不会一致,还有可能互相冲突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抽象出他们的共同属性:他们是被控制的,生命危殆这一事实本身成为了他人大肆谋利的工具,因而他们成了同一个“阶级”。  伊格尔顿说:“阶级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所有权问题,而且是一个利用自己控制他人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能力问题。”  这个时代并不像19世纪那样,工厂主都穿着燕尾服戴着礼帽,而他的工人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。现在,“首席执行官也换上了牛仔裤和运动鞋”,外观上已和一般大众无异,但财富集中程度则有增无减,社会的金字塔变得越来越陡峭。  且不说处于塔底的底层,一旦发生灾难性变故,即便是中产也无以自保,这是被现实里一系列社会风险屡屡证实的。正如约翰·格雷在《伪黎明: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:“中产阶级发现,他们正重新陷入曾经让19世纪的无产者苦不堪言的经济不安全状况。”  小部分人在控制大部分人,小部分的自我实现建立在大部分人的痛楚基础上,而且这种对立,正被表象所遮蔽,被文化所消解,被规则所支持,这便是当前世界的本质。主导今天的国际关系的通行理论流派,也名叫“现实主义”,但很遗憾,这只是为了显得高度文明的人类不至于那么不堪而使用的堂皇辞令,它的真身还是“丛林规则”。以一国之力是无法扭转这样的普遍现实的,又何况一个文艺作品呢? 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杏林的至上原则,人人熟读,在中国唐朝药王孙思邈也说过:“若有疾厄求救者,不得问其贵贱贫富,长幼妍媸,怨亲善友,华夷愚智,普同一等,皆如至亲之想。”每个人都得到问诊服务诚然不难,但奈何的是,关键问题是药。  就各种“神药”的共享性而言,批判的武器对世界现实不可能有太大的撼动作用,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那么,《药神》的批判性,只能指向尚可改善的制度了。电影末尾,警察曹斌去接出狱的前姐夫程勇,说了一句:不用去卖仿制药了,抗癌药已经纳入了医保。  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,但不代表过往的悲情都是因为制度的忍心。作为长长的问题链条中有限的一环,一国能做的并不多,医保也有其承受能力的天花板,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。部分抗癌药纳入医保的一个大背景是,创新药陆续过了专利期,国产仿制药已经把价格降到可接受的程度,比如格列卫就在2013年专利到期,一盒仿制药只需200元,相当于原来一片的价格。  批判的更深意义,在于提醒国人自主的科技研发是多么重要。有一位官员说过:“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很多‘ ’的商品,但找不到中国制造的药品。”某一天,当中国能够不断研发出类似格列卫的“神药”时,我们才有条件去思考如何打破“天价”逻辑。  国家在思考,也在行动。《药神》重拾批判的武器,证明了它的社会价值,同时也证明了电影并不注定只是几十平方米的放映厅内的玩物,有些人该醒醒了。 ="" =''>

  央视网消息 &;稳当不?前面开车的是我外孙子。我也是火车司机,我那会儿开蒸汽机车&;&;&;生性沉稳的父亲坐在外孙子开的高铁上,忽然&;高调&;起来,主动和其他旅客搭话。

  父亲张述明这辈子开的都是蒸汽机车,但是他的儿子开上了电力机车,他的外孙子也就是我外甥郑海超开上了高铁,他觉得很自豪。

  我叫张光伟,今年50岁,我们一家三代都是火车司机。

  张述明驾驶的蒸汽机车时速40公里,从哈尔滨到长春要7个小时。

  父亲最早是哈尔滨客运段一名列车员,那是1953年,父亲刚17岁。后来父亲调到了三棵树机务段,先是当司炉,一年半后升级为副司机,又4年后正式成为了司机。

  那时父亲驾驶的蒸汽机车时速40公里,从哈尔滨到长春要7个小时,一个单程六七吨煤就靠双手一锹锹扔进火红的炉膛。一趟值乘下来,父亲和副司机、司炉三个人都是满脸黑灰,工作服上除了汗渍、污垢,还有蹭到的各种燃油、润滑油。

  冬天父亲驾驶火车时,得开着车窗瞭望,寒风呼呼地往车里灌;夏天炉膛里的火焰蹿得老高,车内又闷又热。值乘途中吃饭也是个难题,冬天可以从家里带饭,但夏天饭菜很快就馊了,父亲只能揣着馒头开车。

  在那些年中国铁路的&;慢时光&;里,父亲也享受着开火车带着大山里的旅客见识城市的快乐。

  张光伟驾驶着时速120公里的电力机车,从哈尔滨到长春3个小时就能到。

  我是1985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子承父业的。那时蒸汽机车已经全部淘汰,我先后考取了内燃机机车和电力机车&;驾照&;,行驶在时速120公里的&;快车道&;上,从哈尔滨到长春只要3个小时。

  除了时速提升了,我们的作业环境也得到了改善。最明显的变化是司机室干净了,还配备了睡袋,司机有了统一的作业拉杆箱,制服笔挺,吃饭统一配送。

  开着火车去北京,这是父亲的梦想。但由于受到蒸汽机车的限制,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。随着机车动力的不断升级,我成了段里几十名北京线火车司机中的一员。

  &;我的梦想由儿子实现了,我可以坐着儿子开的火车去北京,这比我开着火车去北京更自豪。&;83岁的父亲说起这件事时,仍然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  不管速度怎么提,也不管条件怎么变,安全是始终铭记在心的。

  2002年夏季的一天,我驾驶着火车转过一个大弯道后,发现一辆大客车&;趴窝&;在道口上,我立即&;下闸&;,最终将车停在距道口100米处。大客车上陆续下来二十多人,把大客车推下火车道。我启动车时,却见大客车司机在线路左侧迎向车头跑过来,突然双膝跪下&;&;

  郑海超是哈大高铁线上的一名高铁司机,担当着哈尔滨至北京高铁列车的牵引任务。

  我外甥郑海超从小就爱听我父亲和我讲的这些故事,时间长了,开火车也成了他的梦想。

 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,他考进齐齐哈尔铁路司机学校。2004年毕业后,进入铁路系统,开上了电力机车。

  2008年,我国首条高铁京津城际高铁开通,这让我们祖孙三代人异常兴奋,成为一名高铁司机也成了三代人共同的梦想。2012年9月,郑海超&;过五关斩六将&;拿下了动车组司机的&;驾照&;。12月,哈大高铁开通运营,郑海超驾驶着时速300公里的高铁,实现了三代人共同的梦想。

  对于速度的变化,34岁的外甥感触很深,他常这么打比方,&;除夕夜晚上八点从长春到哈尔滨,姥爷开蒸汽机车的时候,听不到除夕钟声的敲响,因为到家已经是第二天了;舅舅开内燃机车的时候,可以踩着新年的钟声到家,勉强过个年;而我开着高铁九点左右就到家了,能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。&;

  现在除了父亲已经退休外,我和外甥还在铁轨上驰骋。我们曾经算过,三代人共计驾驶机车57年,累计行程达1800万公里,相当于绕地球转了450圈。

  在这一公里又一公里的行程里,我们三代火车司机的接棒蕴含了对铁路事业的激情和期盼,列车的更迭中承载着中国铁路的光荣与梦想。

  (张述明 口述 央视网记者 李文学整理)